黄埔军校观后感500字 观黄埔军校纪录片有感心得

黄埔军校的制式教练。 （资料图/图）

“革命者来”

1924年末，年仅十七岁、黄埔三期的学生杨立第一次踏入军校大门，抬头便看到匾额这四个大字，旁署孙文二字，内心深受触动。乘船从香港过境时，他亲眼目睹了港英殖民政府雇用的巡捕手持铁杆对乘客又打又骂，却无可奈何。

入伍不久，一艘英国轮船途经黄埔时撞坏了码头。当时，杨立等军校学生上船执行任务，外国船长要求他们全部退下船舱，并骂道“此地不许你们上来……你们这些当兵的，还不如去外国讨饭”。杨立当即喝斥：“我们是革命军，再也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了！”

杨立后来在《忆早期黄埔军校片段》中回忆这段经历：“这是在帝国主义者欺凌侮辱下长大的我，第一次面斥侵略者，倍感做个中国人的骄傲。”

季方曾就学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来到黄埔后担任特别官佐，负责处理日常的文件。开校初期，季方甚至有过这样一个设想，黄埔军校的几百人将来究竟是救苦救难的“罗汉”，还是吃人不眨眼的猛兽？

“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面对全校师生提到了自己决心建校黄埔的初衷。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学的时间刚好选在“六一六兵变”两周年，显然孙中山有自己的用意。1922年6月16日，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辞职后居惠州，其部属举兵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此次兵变令孙中山深受刺激，只得开始寻找其他方面的支持。

“孙中山过去先后与会党、新军、南北武人，甚至与日本浪人、军人合作，但是获胜的记录少之又少。”李吉奎分析，“失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掌握过一支以其思想主义、政治理念武装起来的部队。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他一定要办一所符合自己要求的军官学校，以培养忠于其主义的军事人才”。

当时，苏俄红军击退东西方列强、荡平白党，这种局面自然引起了孙中山的兴趣，从而联想起国内的建军问题。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介绍下，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面。桂林会谈后，孙中山多次表态“要以俄国军队为楷模”建军。

1923年联俄的步伐加快：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确定与国民党采用“党内合作”的方式联合；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团员中有王登云和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定一；10月至12月，苏联军事顾问开始来到广州指导开办军校的工作。

“孙中山创办俄式军校，从想法到成为现实，大概是两年左右，这个过程是和联俄容共的政策同步进行的。”李吉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民党改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便是黄埔军校的创办。”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改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成立；3月，军校开始在全国招生；5月，一期学生正式入学。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1924年“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称“黄埔军校”）成立，一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之前，一共招收了六期的学生（第六期是入伍生）。以后的“黄埔军校”，是性质不同的军校。直至1949年在大陆共招收23期学生，加上各地分校，数十万革命军人均由黄埔而出：“正是这样一所诞生了国共众多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的学校，一直影响了中国政治、军事几十年”。

《黄埔军校》纪录片总导演梁碧波回忆，当初纪录片开机典礼，没有想到能见到如此多的黄埔军人及后代，有一些军人更是早已威名赫赫。拍摄过程中，他们的点滴回忆逐渐还原出黄埔的样貌，短则数月、长至一年的黄埔生涯对他们的家族后代竟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人生斗志如此强烈，整个家族的价值观都受到深深影响，在他们的生命里，黄埔军校是一个特别崇高的地方，代表了一段非常光辉灿烂的日子。”

“到黄埔去”

1924年春天，珠江上的黄埔岛等待着全国各地有志青年的到来。当时年轻人相信，南下广州、报考黄埔、投笔从戎便可以救贫弱中国。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尚，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风尚是‘救国救民’，把中国从军阀和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给国家和民族找到一个出路，这是他们的风尚，和后来的到延安去一样，到黄埔去是当时很多热血青年共同的追求。”梁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报考黄埔需要由有名望的国共两党人士的介绍或引荐。广东省公开招收学生，外省则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招收，先于各省区初试，再前往上海参加复试，最后到广州正式参加考试。

曾庆榴曾逐一查阅入学前已是中共党员的三十多名黄埔一期生的“详细调查表”，在“为何报考本校”一栏中，他们表达的无外乎是接受军事教育，然后参加国民革命。共产党员蒋先云填写的理由是“磨炼革命精神，造成一健全革命分子”，陈赓写的则是“锻炼一个有革命精神的军人，来为主义牺牲”。

蒋先云及十几名青年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分批次在长沙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委员会办事处参加了初试，之后又在上海见到了复试的主考官毛泽东，毛泽东也因此成为蒋先云的入校介绍人，为他发放路费和证明后，送其南下参军。入校后，蒋先云担任过“黄埔支部”书记，曾被廖仲恺认为是“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北伐战争时期，25岁的蒋先云任团长，阵亡于临颍之役，临死仍在冲锋。

小学教师徐向前在《新青年》看到黄埔的招生简章，从上海乘坐轮船南下，同行报考者无不对前途感到一片迷茫。徐向前回忆，当时有人忐忑：“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劳力)，我们要是复试不上，就借机会到海外去。”

杜聿明同行11人从北京出发，取道天津，南下广州，路过香港，因为囊中羞涩，被店员讥讽为“乡巴佬”，结果后来有7人成长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胡宗南报考黄埔军校时，也因身材矮小被考官歧视，不得不在考场门外失声痛哭，廖仲恺看到此场景，深受触动，特地写纸条以提供方便。

黄埔四期的贺钺芳回忆，在镇江第九师范读书的时候，共产党员恽代英介绍他们报考黄埔。在上海参加考试的时候，考场发出了预报军警的紧急信号，考生只得立即疏散。由于生活贫苦，当时租住在小客店的阁楼上，时间长达两个月。得到录取通知，一直到乘轮船南下时，仍然担心身份暴露，不得不躲在锅炉房的煤堆中，将证件缝在内衣夹层，丢在煤堆下面，以防意外发生。

航行四天四夜后终于来到黄埔，贺钺芳见到岸上成群的青年在蹦蹦跳跳，高声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团结起来到明天……一定要实现！”此情此景，令他热泪盈眶。

教授部主任刘峙曾如此描述军校场景：“在当时军阀横行的中国环境中，别处哪里可找到这样有力量的军事学校？校中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朝气，什么人也不敢偷懒，更不敢自私。”

黄埔一期经费紧张，一期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6元毫洋，有段时间甚至只能吃萝卜苗充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回忆，廖仲恺为了筹集资金，常常夜里要去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闵吸食鸦片的床边等待他签字，领出款项送去黄埔军校，以支付几百名学生的各种费用。

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在《我在军校的经历》中也提到，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甚至当面奚落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

1924年11月8日，黄埔一期毕业，毕业生随后踏上了革命道路。11月14日，孙中山离粤北上，最后一次与黄埔师生见面和话别，孙中山说：“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续吾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

拍摄《黄埔军校》时，梁碧波一路从广州出发，两个多月的时间，沿途重走黄埔军队东征的足迹。时值8、9月份，天气湿热，汗水经常流在眼睛里看不到，“我们开车就已经这样，想当初黄埔军人是要扛着枪，步行过来参加战斗”。路过惠州时，城墙仍在，梁碧波想起陈明仁，这位黄埔一期的学生悍不畏死，率先登上了城墙，总指挥蒋介石命令全体官兵吹奏军号向其致敬，当即提拔为营长。

“他们的青春状态似乎维持了一辈子。”梁碧波后来查看这些黄埔军人的经历感叹，“他们的从军爱国情感又是如此地浓烈。”梁碧波曾在四川的建川博物馆拍摄黄埔将士的塑像，站立其间，感觉心意都是相通的。“国家富强，民族兴盛，他们当时一定也是这样想的，绝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一句口号。”

黄埔军校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创办于192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将士。 （视觉中国/图）

“这是革命的黄埔”

黄埔一期周士第的儿子曾经对曾庆榴说，父亲生前曾说过一句话：“保定军校的课堂，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军校的战场。”这句话的意思是，保定军校重视军事理论的训练，讲武堂重视操场的操练，黄埔军校更看重的是战场的实践。

1924年11月，“教导团”成立，出现“校军”。陈炯明军前敌总指挥林虎嘲笑说：“什么学生军？只不过是几个小孩子耍把戏罢了！”第一次东征时，黄埔一期和二期的学生编入教导团，随军征战。黄埔一期生郑洞国的孙子郑建邦采访时回忆，那是祖父第一次真正意义参加战斗，当时看到子弹好像就在头顶、从脸旁边飞过去，旁边不断有自己的战友就地栽倒，“原来战争这么残酷”。

淡水战役胜利后，蒋先云发表《由前敌归来》一文：“这是我们革命军第一次对敌作战，第一次为实现主义而奋斗，‘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随后的棉湖战役，教导团以千敌万，重创林虎军队，此战被认为是黄埔的立校之战。这一战发生在孙中山逝世第二日，蒋介石说“盖总理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之后，及至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时期，大量黄埔军校出身的教官和学生均献身于国民革命部队之中。

曾庆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打，除了黄埔军校的教官队伍一半以上来自保定军校，还有一部分留学日本，或者来自云南讲武堂等，几十人的苏联顾问提供了先进的军事理念以外，最重要的一点，与保定军校和讲武堂等不同，黄埔军校增加了“政治部”的设置。

“黄埔前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邵元冲，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军校政治教育和军队政治工作有何建树，认真说来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曾庆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开始，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出现了转折，在内容、制度和形式上不断创新。”

张申府在《筹办黄埔军校点滴》中提到，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当初希望他推荐一些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军校，张申府便开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名单首位就是周恩来。1924年9月，周恩来到达广州，11月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当时一般军队也会提出‘不爱钱’‘不怕死’之类的口号，蒋介石热衷于宣传曾国藩，想沿用湘军那一套治理学校和管理军队。”曾庆榴解释，“周恩来认为这些已经不合时宜，这些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军事干部呢？”

因此，黄埔军校增加了政治课程，包括三民主义、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等。这些课程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主讲。比如周恩来讲授军队政治工作，恽代英讲授社会进化史，萧楚女讲授经济学概论，高语罕讲授政治学概论等。除此之外，农运、工运领袖彭湃、邓中夏，国民政府领导人李济深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等，都曾在黄埔岛上授课。

黄埔军校政治部还成立“血花剧社”，意为革命之血、主义之花。在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李之龙等推动下，演出了很多革命戏剧。“从教官到学生，都有国共两党的党员，同室而学，同桌共砚，同场训练，近距离接触。军校政治课兼容并包，政治氛围是较为宽松的，各种思潮互为碰撞。”曾庆榴如此描述当时的校内宽松的政治环境。

聂荣臻曾回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要上一百多次，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

曾庆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共产党人在军校讲政治，不是一般地讲‘服从’、讲‘纪律’和讲‘团结’，而是要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来提高军人的革命觉悟，为何当兵？为何打仗？主义建校、思想建军的源头便是在这里。”之后，军校的政治教育又扩展到军队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将军队置于革命党、革命政府的监督、指挥之下。

李吉奎同样认为，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式军校，黄埔校军也是一支新式部队，尤其是引进的党代表、政治部等苏军模式的制度，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开设一系列有关革命史等方面的课程，边上课边参战，凡此都是中国传统军校前所未有的办校方式与体制，成效显著，即使是西方评论也认为，黄埔校军在纪律和训练方面是广东最好的一支军队。“正是如此，平定商团、两次东征、平定杨刘、统一广东南路及海南，乃至兴兵北伐过程中都起到臂指作用，许多将士在作战时前赴后继，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方鼎英曾总结1924年-1927年的黄埔军校：“清党前的黄埔，是国民党领导其名、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实的黄埔……师生中既有国共两党的党员，也有两党相互交叉的成员。学生中有来自朝鲜、安南的革命志士，有海外华侨，还有留学生和大学生，他们都怀着满腔热枕，前来就学……此时黄埔，可谓生气勃勃的黄金时代。”

走出黄埔

广州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予欢曾接触过很多在台湾的黄埔军人，包括一些军衔很高的将领，有一些甚至在台湾的军校接受军事教育，但至今一致认为“根在大陆，根在黄埔”，而且这种情感愈发坚定和浓烈，他们的命运早已和黄埔、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黄埔是一粒种子。”陈予欢形容，“中国革命的军事骨干正是由黄埔走出，然后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失败后离开了黄埔军校，但是陈予欢相信，正是黄埔的经验使得中共开始考虑建设属于自己的“红埔”。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瑞金开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后该校分编的中央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等，这些军校都有着黄埔过去的影子。

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提到，1924年至1927年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加以发展的。”

“1927年之后，黄埔教官、学生参加三大起义、在全国各地投入创建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从海南岛、井岗山、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到陕甘的红色根据地，到处都活动着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曾庆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37年，分道扬镳十年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师生因为抗日而重新走到一起。国共合作宣言发布仅三天后，黄埔四期生林彪、黄埔教官聂荣臻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淞沪会战时，同为黄埔四期的谢晋元曾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打退日军进攻，更是写下遗书：“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后来，何香凝在信中写道:“你们每一个人，都已充满了孙总理和廖党代表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

淞沪会战后，时任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说：“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支撑……吾人必须努力，培养第三期革命干部，来完成未来之使命。”1938年，黄埔军校从南京西迁至成都，沿途吸引各地学子，第十四期到十六期便是沿途招生入学。黄埔十九期生唐矼熙回忆，当时的青年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从军，甚至参加黄埔军校的。

叶剑英说：“在抗战中，只要30万黄埔同学真正全部发扬黄埔精神，谁敢中途妥协？谁敢进行内战？”曾庆榴统计，八年抗战，国共双方抗日军队中，约有两百多名黄埔教官学生担任师长以上的职务，左权、赵尚志等人英勇牺牲于抗日战场上。

陈予欢曾写作《黄埔军校将帅录》，收录黄埔军校人物生平，发现军人以黄埔为起点，最终又走出黄埔。黄埔军校第二版校歌恰是黄埔精神最好诠释：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参考书目：曾庆榴《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李吉奎《龙田学思琐言》；陈予欢《黄埔军校》；彭雪琴编《黄埔军校大事记：1924-192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黄埔军校》；韩淑芳编《黄埔军校》；李明《黄埔军校》；王晓华、张庆军《黄埔军校的将帅们》；程舒伟、郑瑞峰《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