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200字

范文一：怎样评价李鸿章 ——读《李鸿章传》

读《李鸿章传》

    现今的舆论，翻案风四起，李鸿章无疑是翻案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对中国的近代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为“东方俾斯麦”，慈禧太后视为“再造玄黄之人”。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其镇压农民起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两个方面。

慈禧能执掌晚清50年，有其超越时人的能力。李鸿章活跃晚清政坛50年，也必有其超越时人的功绩。因此，对李鸿章的正面评价，或者说对其功绩的肯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有人认为是代人受过，非其本人所能左右。同样有人认为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翁同龢的掣肘，而李鸿章的无能。翁同龢撤销了鸿章北洋水师的军费，导致北洋水师器械短缺，导致在甲午战争时惨败而归，主要责任还是翁同龢心胸狭隘。苑书义先生的《李鸿章传》第七章之“消极防御”四个字说明了李鸿章应负的主要责任。与早于甲午战争的西征相比，左宗棠从谋划、后勤、武器、练兵、选将等各个方面都做到了充分准备，并且通过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筹措经费。因此，作为朝廷重臣的李鸿章不可能，也不应该对甲午的战败推卸任何责任，因此也不应减轻其签约的罪责。同样其重要的“功绩”——兴办洋务，有人看到的是其引进的技术，创建的企业，却不曾想这些企业的兴办阻碍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开创和发展。

与曾左相比，李鸿章的失败在于其“性格风范”的缺陷，即“拼命作官”和“好以利禄驱众”，漠视“以修身为本”。任何一个“李鸿章”都有很大的功绩，任何一个“李鸿章”都有政治上对手的掣肘，但任何一个“李鸿章”都不能，也不应该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

范文二：清朝历史名臣《李鸿章》：是非成败，都交由后世人来评说

李鸿章其人在清代末期鼎鼎大名。他参与了清朝末期多项重大的决策，可以说影响了清朝后期许多著名事件的发展走向，是一位在历史中留下姓名的人物。

因为李鸿章身处在清朝后期，当时各种思想主义纷纷出世，各地革命纷纷兴起。代表旧势力的清政府已经到了末路。在清朝生死存亡之际，身为清朝重臣的李鸿章迎来了他的全盛时期。

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他的一生，拜曾国藩为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组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

但是李鸿章在历史上的名声却不怎么样。李鸿章无疑是思想开放的，他提出“以夷制夷”，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清政府内部的破败不堪，即使思路正确也很难到到理想的效果。 他的个人行为却常常为人诟病，大肆贪墨，抱团内斗。

他在组建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时候大肆贪墨，以至于北洋水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战即败。南洋水师亦是如此。他伙同盛怀宣搞垮了当时的首富胡雪岩，引起了清末的一场金融危机。让本国金融系统几乎为外国垄断。

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又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了他个人在历史上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作者肖仁福用这套《李鸿章》基本上还原了李鸿章个人的生平，揭露了在种种重大历史事件之下的李鸿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小说，其中有一些艺术加工的成分。在这套书中，可以看到在作者肖仁福的笔下，那些在晚清时赫赫有名的人物形象，比如说光绪、慈禧、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物在时代大浪潮之下，在爱国、护国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结选择。

李鸿章处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凭一己之力想左右朝堂，让这个腐朽的王朝为自己和身后的家族带来荣耀。最后清王朝被新制度所推翻，事实证明李鸿章失败了，他所做的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自有后来的人来评说。

李鸿章身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不仅是新旧王朝的交替，也是民主主义与独裁统治的斗争期。李鸿章身为旧时代的代表，他的思想其实是颇为开放的。但是受制于教育和传统观念，他无法跳脱出固有的思维。

他建立淮军和北洋水师，他也能担任洋务大臣，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物。他以权谋私，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利己主义者。这点和曾国藩，左宗棠完全不一样。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腐朽的制度终究会被历史的浪潮所推翻。他身在历史浪潮中，无疑是站在了被淘汰的那一边。从这一个角度上来看待李鸿章，他无疑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范文三：李鸿章明明是卖国贼，为何有人把他当“忠臣”？

201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李鸿章卖国还用质疑吗》的文章。

文中不仅有力的驳斥了许多网友的“洗白套路”，进一步坐实李鸿章“卖国贼”身份的作用，还净化了当时“备受地摊文影响”的历史爱好者们的思想，影响颇为巨大。

然而，直到今天，依旧有不少人会把李鸿章列为“有争议”的人物，甚至说他是力挽狂澜的“国之栋梁”。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李鸿章自1862年率领淮军赴沪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后出任江苏巡抚。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要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统率着大清的陆军和海军、负责渤海湾的防务，还掌握着清政府的外交和外贸等权力；

同时，他又举办了许多近代企事业，成为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最终达到他仕途的巅峰，在深得慈禧太后信任的同时，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青睐。因此，当我们谈论近代史的时候，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李鸿章的。

如何客观、公正的评价李鸿章，一个极为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以他多年来大权在握，涉足多个领域时所做出的成绩”为参考。

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一直是朝中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但他长期以来对侵略者的妥协退让以致误国，却并非“偶然性的失误”，而是“不断犯错”，且“不知悔改”。

例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认定“新疆不可能从外国侵略势力霸占下收复，极力反对左宗棠西征”，结果后来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打了李鸿章的脸。

而这种“对列强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的根本原因，是他根深蒂固的“投降主义”思想。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与外国侵略武装携手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亲自体验到了西方武器的先进，这让他紧随其师曾国藩投身于洋务运动之中。

但对李鸿章来说，搞“洋务”不是把“洋大人”赶出国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是“谋求和平”。

这一点，他曾在多份奏章中反复强调，称当前筹晌、练兵、制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和局”。

这种“投降主义”作风在中法战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战争开始前，他一边说法国海陆军武器比我们更为先进，操演熟练，“远非我军所能及”，还说就算当时打赢了，也未必能一直赢，一处守住了，未必每一处都能守住。

你听听这都是人话吗？更可气的是，李鸿章的观点在朝中并不受欢迎，大部分官员还是认为“可以一战”的。这样看来，此贼的言行就更加可恶了。

1883年4月，当法军北进的步伐越来越快的时候，李鸿章根本没心思“抗敌”，只想一心“求和”。

当时，朝廷命他前往广州处理中法之事宜，并命他调淮军增援，李鸿章却说“这样做明显是向法军挑衅，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这一年年末，法军正式向清军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爆发，朝廷本想调滇、桂、粤三省兵力进行反攻，李鸿章又以“担心这样打只会白白损伤精锐，不如在原地驻守”为由进行阻拦，结果导致法军长驱直入。

可即便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一再抗旨不遵，导致清军陷入不利，可最终清军还是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一战奠定胜局。

而在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再次跳了出来，恶心了一把清廷：在李鸿章的主持下，清廷与法国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一屈辱条约，致使越南被法国吞并，中国西南门户大开！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尽皆知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在此战中的表现，相比之前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又一次摆出一副“千万别打，打了中国必败”的脸色，在满朝文武中大肆散布“失败主义”的空气，不断强调要“避战求和”，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拉拢西方列强进行干涉。

可在当时，日本想要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是人尽皆知的，根本不会因为你李鸿章喊几声“饶命”就放过你。

结果，在李鸿章的软磨硬泡下，清军贻误战机，直到大战将至，才开始匆忙“排兵布阵”。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黄海遭日联合舰队截击，清军只能仓皇应战。

就在敌我双方均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李鸿章却采取了“保船制敌”的消极策略，直接放弃了制海权，使日舰得以横行无忌，配合陆军成功登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

结果北洋舰队被困于威海，在日军海陆两军的夹击下全军覆没，日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

到了1895年谈判的时候，他先是在前往日本前，向朝廷暗示了“日本这次要价必然会狮子大开口”，让朝廷有个心理准备；之后在面对伊藤博文的时候，他更是极力谄媚。

说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已经非常努力的劝朝廷不要“开战”了，可今天说什么也晚了。随后又说“生番（指野蛮人）杀害日商，跟我没关系，希望日方千万不要生气，引起两国更大的矛盾”（但实际是日本率先挑衅）。

李鸿章作为一国之代表，如此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靠非议本国政府来取悦侵略者，实在是令人唾弃。

一年后，李鸿章受邀到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但这场加冕典礼，实际上是俄国人为清廷设下的一个“圈套”。俄国表面上以“中俄两国共同防御日本”为理由，想跟中国签订“密约”。

实际上，他们是想以“非武力”的形式侵占清帝国的领土。

在谈判过程中，俄国成功利用了李鸿章“贪财”的特点，许诺赠予他三百万卢布，最终使密约按俄方要求顺利签字。而在《中俄密约》达成的第二天，俄财政金融方面的负责人在沙皇的批准下，拨出三百万卢布设立“李鸿章基金”，并决定分三批付给李鸿章。

收了俄国钱的李鸿章回国之后，立刻催促清政府与俄华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同，把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以及沿线采矿权等卖给了沙俄。

1897年12月，沙俄乘德国占领胶洲湾之际，悍然出兵强占旅顺、大连，并提出租借要求。与此同时，他们又拨款一百五十万卢布，用其中的一百万分别贿赂总理衙门的李鸿章与张荫桓。结果两人“欣然接受”，李鸿章更是表示“竭力相助”。

关于李鸿章与俄国人的这层“特殊关系”，1898年12月《北华日报》的社论是这样描述的：李鸿章是巴甫洛夫（俄国大使）棋盘上的一颗主要棋子。在中国的外国人几乎都能看出他是“被俄国收买的工具”……

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还只是贪财（宰相合肥天下瘦）、贪权，满脑子投降主义。那么在甲午战争之后，说他“卖国求荣”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绩”。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的确与其他洋务重臣一样，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厂”，对中国的近代工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李搞洋务的水平，着实是不敢恭维。

例如曾国藩创办的比“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创办）早四年的“安庆军械所”，里面没有一台西方设备，没有一个外国工人，全靠中国工匠仿制。而李鸿章却只知道“买买买”，技术进步没看到多少，钱倒是有不少都进了自己的腰包。

对比张之洞，李鸿章就更惨了。

大名鼎鼎的“汉阳造”就是张之洞在军工方面的代表作，“汉阳造”步枪直到抗美援朝时都还在使用；而李鸿章办的兵工厂，制造的炮弹在甲午海战中经常出现“哑弹”的情况，害死了无数清军将士。

这样一个人，称得上是大清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吗？说“裱糊匠”都是抬举他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李鸿章被西方吹捧为“东方俾斯麦”，列强们一谈判就爱找他，真的是因为他英明睿智、能力出众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