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谈古诗的吟诵︱上海书评·视频

陈允吉（蒋立冬绘）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面键入关键词“陈允吉”、“吟诵”，很容易地就能看到陈允吉先生关于古诗吟诵的公开课——他的吟诵功力之深，在复旦中文系是尽人皆知的。尽管陈先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授古诗吟诵，但他坦言，归根结底，古诗吟诵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讲不出多少道道来的”，他本人正得力于自童年开始的长期的吟诵实践。陈先生是无锡人，他说自己吟诵的腔调接近于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所提倡的“唐调”，不过，他也强调，唐调是个大的系统，有发展，有变化，具体到个人会有不同，而中国之大，地域之广，方言之多，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吟诵的腔调，使之更富韵律之美。在以下采访片段中，陈先生介绍了古诗吟诵的特点，并吟诵了多首诗歌。（视频制作：郑诗亮、刘筝、张呈君）

采访︱郑诗亮在您小时候，是怎么学习古诗文的呢？陈允吉：我接触中国古代的诗词还是比较早的，这个倒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我1945年入小学读书，那时已经是新式学校了，教的是国语。我在家乡有个邻居，老先生的国学功底很好，尤其是文史方面。我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到了假期，镇上好些个学生都去他家学写字——他字也写得很好。他在自己打好的九宫格里面写字，我们就照着他写的字依样画葫芦。但是人家好像进步都比我快，我就停滞下来了。一次偶然机会，我念了一句唐诗，他一听，说你居然还能读唐诗，那毛笔字不要写了，我教你学诗词吧。他就教我读《千家诗》，先讲的是七言绝句。我最喜欢的也是七绝。他念诗都按照吟诵的调子来，先吟诵一遍，再作简单的讲解，文字上疏通一下，偶或在艺术上作些点评，我还记得他讲传为杜牧所作的《清明》那首七绝，吟到“牧童遥指杏花村”，说“如同画卷一般”, 后来吟到叶绍翁那首《游园不值》，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吟诵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哼，吟诵的调子不复杂的，他但凡读诗，必是吟诵。我接触的主要是七言绝句，五言诗我也听他吟过，但总觉得没有七言诗好听。《千家诗》开头都是七言绝句，我爱吟诵的诗也大体不出《千家诗》的范畴。七绝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平起式，一种是仄起式，与平起式正好相反。《春宵》是平起式，《春日偶成》则是仄起式。平起式是平起式的调，仄起式是仄起式的调，都是相同的。慢慢地，我也就把吟诵学会了，回到家后自己读诗也习惯于这样。从那时起，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读诗的时候还喜欢哼一哼。真要解决平仄问题，不下几年工夫是不行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关键还在实践。我自己就是在写诗词和骈文的实践中，对平仄辨得多了，自然而然也就记住了，用不到什么理论。这位老师的情况，您方便介绍一下吗？陈允吉：他叫浦斯涌，算是我们当地的名人，辛亥革命后是镇上第一个剪辫子的。他家里的生活条件很优越，土改时成分被划为“地主”，也就被管制起来了。他抗战时期有点历史问题，跟着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走，在日本人手下做过区长，是个不小的官了，到五十年代初镇反时就被抓了起来，判了七年刑。因为他年纪大了，关了一两年就释放了。他的女儿在上海工作，晚年生活靠女儿赡养，1961年就去世了。当时您读过的古诗文有哪些？陈允吉：我用的教材就是《千家诗》，老师基本上是照着这本书的编排顺序一路讲下去。他也让我去看看《唐诗三百首》。我们那边镇上浦是大姓，大概占到一半还多，我这位浦老师在家里免费给年轻人讲授《古文观止》，我也旁听过。他自己旧体诗词写得不错，尤其喜欢填词，书法也很好。他的词风与书风相似，偏于苍劲一路。在您看来，吟诵的调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陈允吉：经常有人用京昆的调、评弹的调，或者南方人用南音的调来吟唱诗词，好听是蛮好听的，但还是属于歌唱的范畴，不能归类为吟诵。总的来说，吟诗要有一定音乐的腔调，但这个腔调是比较简单甚至单调的，如果太过复杂，音乐性太强，就不是吟诗了。对每个吟诵者来说，吟诵的腔调大抵要固定，不能经常变化，这与吟诵的内容无关。吟诵者所用的语言，基本上是自己熟悉的方言，对南方人来说尤其如此，不论是江浙、闽粤人还是湖南、四川人，都是这样。元代统一中国之后，北方语言里面，入声就没有了，分别派入了平声、上声和去声这几个声调中，这就是所谓的“入派三声”。 而南方是有入声的，音调分得比较细，所以南方人用自己的方言吟诵诗词，更接近于唐宋时的语言特点。不同人的吟诵腔调往往是随着地域和人群的变化而变化，在上海地区、苏南地区就流行“唐调”。譬如复旦中文系的朱东润与蒋天枢两位教授，都是唐文治先生的学生，他们吟诵的都可以说是“唐调”。但是你去仔细听一下，这两位先生吟诵的腔调是不同的，可见唐调这个系统内部又有发展、变化。吟诵说到底是个实践问题，不是个理论问题，讲不出多少道道来的。吟诵时有哪些事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陈允吉：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古诗词的平仄都很讲究，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平声处要吟得比较悠长，仄声处要吟诵比较短促，形成一长一短、一抑一扬的效果。中国传统诗歌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所以两个字一顿，二四六处要讲究。这就能充分显示汉语作为单音字的特点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个小细节，吟诗的第三句与第四句隔开的时间不能太长，有个短暂的停顿，马上就要接下去。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在这个停顿的间隙加个衬字，就拿《枫桥夜泊》来举例，第三句“姑苏城外寒山寺”与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之间，我用无锡方言来吟诵，就会加个衬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八十年代曾请过一些老先生开吟诵会，华师大的苏渊雷先生吟诵得最好，摇头晃脑，诗味很是浓郁。第三点，是吟诵的动作姿态应该顺其自然，不要刻意地去追求。譬如“掉头苦吟”，非要刻意地去甩头，那就不好看了，“功到自然成”的状态是最好的，火候不到的话，口诵就足够了。您平时比较喜欢吟诵哪些诗词？陈允吉：李白的《清平乐》三首是我吟诵得比较多的诗。记得我在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在一次晚会上就吟过这三首，过后伍蠡甫先生总结他在这次联欢会上的感受，还不点名地表扬了一下我这次吟诵。到了我工作以后，过了半年以后，系里安排我给刘季高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做辅导。我去见他，他劈头就问：你会不会吟诵？我心想：这您就问对人了！于是又在他面前吟诵了一下《清平乐》三首。1997年，我去北京开会，去看望北大中文系的陈贻焮先生。他邀我与他一起吟诵，我说不行不行，我只会用方言吟诵。他说：吟诵就是要用方言，你用无锡话，我用湖南话！我们吟的就是《枫桥夜泊》。陈先生吟诵的调和我完全不一样，可见全国各地的吟诵的腔调是五花八门的。在您的印象当中，当年复旦中文系的哪些老先生善于吟诵？陈允吉：郭绍虞先生、陈子展先生都没听他们吟诵过。刘大杰先生从国外回来，比较洋派，不是这个路子的。最擅长的吟诵的还是蒋天枢先生。他给我们讲先秦文学史，讲到古代歌谣，就吟诵出来，吟诵得最多的是《诗经》。《诗经》他一共给我们讲了五十五首，风雅颂中以风为最多，记得讲了《君子于役》《七月》等，雅与颂有些篇幅比较长，不可能讲得很多。蒋先生虽然人很瘦，但是声音很宏亮，中气十足，他的吟诵对学生的影响是最深的。有些学生学他是学得很像的，比我高一级的中文系学生里面，有一个叫宋遂良的，后来做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他就很擅长模仿，学蒋先生吟诵惟妙惟肖，还学王运熙先生说话，同学聚会经常让他露一手，表演一下。比较集中的一次，就是1960年的时候，复旦广播电台把几位老先生吟诵毛主席诗词的录音拿出来播放。首先是赵景深先生——其实他不是吟诵，就是普通话朗诵。接着就是蒋天枢先生、朱东润先生，还有就是王欣夫先生，他是苏州人，吟诵毛主席诗词的调子跟一般读诗差不多。朱先生的腔调受唐文治先生影响很大，是无锡人心目中典型的唐调。刘季高先生没什么特别的腔调，但是读起来很有味道。他是扬州人，吟诵姜夔的《扬州慢》，声音宏亮，铿锵有力。还有一次，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吟诵过苏轼的《澄迈驿通潮阁》：“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也是极为铿锵的。除了这些老先生，还有哪些人的吟诵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允吉：华东师范大学的苏渊雷先生。苏先生是温州人，和苏步青先生是同乡，我觉得听过的最有味道的吟诵就是他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个编辑叫马学鸿，他曾经张罗过，把还在世的老先生聚集起来，每人吟诵一首诗。当时蒋先生、朱先生都已经去世了，复旦去的是刘季高先生，我也去了。还有些人我记不清了。这里面，苏渊雷先生的吟诵最能引起我的注意。他吟诵七绝的时候，在第三句和第四句之间的衬字，最有味道。有一次我同《解放日报》的陈鹏举谈起这件事，他同意我的观点，还写了篇文章在《新民晚报》发表。除了前面说到的陈贻焮先生，还有一位湖南人的吟诵也是相当出色的，就是文怀沙。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纪念杜甫的专题片，里面文怀沙吟诵了一首杜甫的《江村》，相当的好，他的吟诵韵味之醇厚，令人印象深刻。·END·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