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什么？能避免吗？主要是谁的责任？

网友提问：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什么？能避免吗？主要是谁的责任？

优质回答：

这个六千字的长回答，将为您从制度变化的角度解析，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些炒作安禄山、杨贵妃一起洗澡洗爽了，诱发安史之乱的人可以洗洗睡了。

安史之乱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上是胡人节度使，按耐不住心中升腾的欲望，兴兵取而代之。

那么是唐朝重用胡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吗？

似乎不是！胡将领兵是唐朝长期的传统，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黑齿常之（百济人）、夫蒙灵察（羌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那个不是忠心耿耿，为大唐东挡西杀？更何况，平定安史之乱功勋最彰的李光弼也是胡将（契丹人）。这些著名胡将中，有多人都曾担任节度使一职，而他们为何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动过兴兵作乱的念头？

由此可见，唐朝以胡将领兵并不是安史之乱主要原因。

那是节度使的设置，导致了安史之乱吗？

似乎也不是！唐朝可不是只有安禄山坐拥的三个藩镇，唐天宝元年，唐朝就已经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

要说拥兵自立，安西、北庭节度使治下民风彪悍、辖地战略纵深极大远比范阳便利，河西、朔方、剑南携地利之便，或控扼咽喉要道，或山隔水阻不弱于范阳。但这些节度使，不论是胡汉都对唐朝忠心耿耿，从未有拥兵自重，窥视天下之意。

因此节度使的设置，只是安禄山有能力发动叛乱的原因，并不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唐朝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彻底逆转了唐王朝的走向呢？

我们还得从唐朝内部制度说起。

从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间的137年时间里，唐朝军、政制度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1、中央军队空心化；

2、朝野君臣割裂化；

我们先说“中央军队空心化”出现的原因。

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是管理国家的基本国策。其中，府兵制作为中央控军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强干弱枝”军事态势。

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府兵们平时耕田劳作，农闲由折冲府负责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征奔赴边疆。

太宗时期，将天下农户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户，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

也就是说，府兵是富农的游戏，您家要是穷的没有隔夜粮，想当府兵还没机会，因为打仗时武器、口粮得您自己准备，政府只管发放盔甲防具。

初唐的府兵地位颇高，每三年一次的轮换戍边后，根据战功大小，可以获受勋官和勋田，这让很多不爱读书，无法从科举取士的富户子弟趋之若鹜，纷纷以戍边护国作为进身之阶。

因此，立国之初的唐军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新唐书·兵志》中颇有些自诩的写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高宗之前，国家核心区域的折冲府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关内、河东、河南三地的折冲府占全国总量的79.9%。

国家掌控绝对军力是初唐大量胡将领兵征伐，从未出现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同时，战时成军，平时兵散于（折冲）府的府兵制，还有效的避免了将领拥兵专擅的可能性。因为，军队和将领间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很难形成固定的利益关系。

虽然府兵制有千般好处，但有两点却是其推行的基础——土地和时间。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作为土地分配制度，唐初经过隋末动乱，有大量无主的土地可以分给农户，而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征兵的基础。

但从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并空前剧烈，失地农户再也无力负担“自备甲杖衣粮”的重负，府兵制的基础渐渐崩坏。

另外，随着唐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周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吐蕃），三年一期的轮换再也难以保证，甚至出现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的情形。

长期驻守边疆，让府兵们难以顾及家里的田地，战争的残酷也让府兵遭受沉重的打击，“归乡者十之二三”。

府兵再也不是农户们眼里的香饽饽，千方百计的逃役成了常态，贫苦农户甚至出现了自残手足的情况。

玄宗继位初，负责训练府兵的折冲府已呈现“无人就蕃”的窘境，府兵制名存实亡。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开始以募兵方式遴选宿卫边疆的士卒，家属可以随军，官府发放田地屋宅和粮资。

从此，这些被称为“长从宿卫”、“长征健儿”的士卒，开始向职业军人转变，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从“府兵制”转向了“募兵制”。

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是唐朝的无奈之举，毕竟中原地区的农田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人口的增长匹配，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是任何王朝都无法解决的癌症。

虽然募兵们需要国家供养，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但有一点好处是府兵制难以企及的，这就是时间成本。

府兵制时期，中央军队分散在634个折冲府中，军队组织调动开赴战场需要很长时间，而募兵制推行后，边境地区驻军增加，国家对战争的应急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举家驻扎边境的募兵外，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另一种更加危险的举动在边疆地区盛行，这就是“城傍制度”。

说到“城傍制”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简单点说就是，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被边将安置在城市周围，故称“城傍”。

相比于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城傍是种兵牧合一的军事制度，唐庭对归附的游牧民族（“内徙蕃族”），“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作为唐朝庇护安置的回报，这些弓马娴熟的少数民族，便成了唐朝征战四方的御用打手，迅速提升唐军的战斗力。

凭借募兵戍边和“城傍”牧骑的战斗力提升，天宝年间唐朝迅速扭转了对吐蕃作战的劣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都曾多次痛击吐蕃军队，硬拔石堡城之战，便是这种战争态势易转的典型战例。

关于“城傍”制度，长期被研究唐朝军事史的学者忽视，但从曾写下“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中唐诗人李益诗作《城傍少年》来分析，“城傍”游骑的归附贯穿几乎贯穿整个唐朝，对唐朝的中晚期的历史、军事均有巨大影响。安史叛军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城傍骑兵也是其最有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城傍少年》——李益(746-829)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虽然募兵制和“城傍制”成了提升唐军战斗力的强心针，但其弊端也在逐渐显现。

首先高宗之后，边防形势由攻转守，边境地区重兵云集。而中原地区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再加上朝廷刻意粉饰太平，导致不修武备、军制废弛。

到玄宗时，随着边关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唐军布置由“强干弱枝”逆转为“弱干强枝”。

云集于边境的驻军多达五十万，为了保证军队的供应，每年朝廷需筹粮百九十万石、钱数千二百一十万、衣千二十万段（《旧唐书》），而开元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可谓国家精力尽汇于此。

除此之外，久居边疆的士卒和边将形成了稳定的隶属关系，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纽带，边军的性质逐渐从国家军队向私人军队转变。

唐朝的军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均田制的崩溃，逐渐从府兵转向募兵，从兵农合一转向了职业军人，从国家军人转向了私人武装，到唐玄宗时期，国家军队布置的中央空心化已成定局。

但是不是唐庭君臣对此便没有控制措施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军队供应的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没钱养兵、没权任用亲信，谁跟您混呀？

如果这两点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坐镇边疆的节度使想要作乱，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但很快制衡边将的最后两项依仗也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从李林甫打破“出将入相”制度开始的。

唐朝初期，领兵的将领由中央指定，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兵卒各归其家，由折冲府管理。而坐镇边疆的将领，功勋卓著、深敷人望的会被朝廷选入朝中为相。

这种“出将入相”的惯例不但让边将有了位极人臣之路，也让中央能够详细了解边关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

另外一点，有机会入相的都是边将中的老江湖，各个深谙掌控之术，在边军中叶大根深，接任边将自然不敢恣意妄为。等继任者亲信安置的差不多了，也该差不多该入朝为相了。如此罔替，也算朝廷掺沙子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提到，建议玄宗以募兵方式补充军队新鲜血液的宰相张说，便是出将入相的典型案例，与情况显示的还有郭元振、张嘉贞、王晙等十数人之多。正是张说谙熟内外军事的情况，才有能力提出国家军队更替的解决之道。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里，嫉贤妒能，大肆任用胡将。他向玄宗进言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玄宗以为然。

不过，李林甫推荐任用胡将并不完全出于公心，虽然胡将领兵确实很能打，但同时，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将显然也没有能力入朝为相，这就变相巩固了自己的相权。

我们还用石堡城之战为例，来说明胡汉将领的区别。

石堡城作为河西九曲之地的重要战略节点，历来都是唐蕃两国竞相角逐之地。

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12月，吐蕃发兵四十万围攻达化县（青海贵德县东），并攻下石堡城。唐军随即展开反击，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分别于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试图夺取石堡城，都因为吐蕃防守严密，援助迅速而失败。

公元747年，玄宗携青海唐军连胜之势，派继任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领兵夺取石堡城。

王忠嗣旋即上书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势险要，吐蕃严防死守，救援迅捷。以疲惫之师仰攻坚城，非损失数万众不可得，不如休兵秣马，观察形势之变再谋取之，此为上策”。玄宗闻言颇为不悦。

但王忠嗣却对李光弼（河西兵马使）说道：“国家安定之时，为将者以抚恤军队为宜。我不想以国力，来捞取功名。”

天宝六年（747年），唐将董延光献计请求攻占石堡城，唐玄宗下诏命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依旧出工不出力，导致董延光兵败。玄宗震怒，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命王忠嗣部将哥舒翰领陇右节度使。

哥舒翰接任陇右节度使后，率兵六万攻击石堡城，唐蕃两国随即围绕石堡城区域展开连番血战。果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在付出万余人死伤的代价后，才拼死重夺了石堡城。

有此可见，以文人为主的汉将，会不自觉的考虑军政相辅的问题，更愿意计算耗费比，而胡将领兵则很少有类似顾及。对于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来说，刀锋锐利的胡将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因此，以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为代表的胡将在边军中崛起是有原因的，并不简单是李林甫弄权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出将入相制度的破坏，割裂了中央与边疆的互动体系，让边将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势力，也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解决边境军队巨量的消耗，唐庭不得已开始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

一开始军田还是由朝廷派人管理，大唐名相娄师德西部戍边时，就曾管理“营田事宜”，隶属于中央户部。但随着边将权威日重，军田的管理权逐渐向边将倾斜。

而后，军中赏赐、物资采购等事宜，也逐渐由边将控制，边境军镇的财政权渐渐易手。以至于开元时期，节度使甚至获得了地方盐税的管理权，这几乎意味着唐庭将国家最重要财政来源拱手相让。

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开始兼任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 · 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三年后，裴宽升任户部尚书，接任范阳节度使的便是安禄山。

此时的节度使手中，有钱、有粮、有兵，基本具备了造反的全部物质基础，但还有一点不够充分，就是尚没有辖区行政管辖权和人事任免权。

唐朝在划制各道时，设置了巡防使、采访处置使的职位，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

这种一道内节度使治军、采访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的权力边界。

但天宝中期，唐玄宗给已经开始冒烟的节度使制度，加上了最后一把干柴，他下令将“节度使与采访使分置”的体制，改为由节度使“一人兼领之”，“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

也就是说，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执掌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全部权利，道内大小官员均受节度使节制。

至此，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盛极。又常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剩下玩火自焚了，就看那个愣头青站出来振臂一呼了。

那为什么是安禄山不是别人呢？！是因为安禄山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很重要，或者唐玄宗特别喜欢他，使他重兵在握，有机会兴兵作乱吗？

和很多人的头脑中的概念相左，安禄山能够逐渐做大，手握重兵并不是因为他很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不够重要，唐庭认为他没有威胁。

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而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由此可见，唐庭认为的心腹大患是西北的吐蕃和突厥，而不是东北方向的奚和契丹。与此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唐庭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可见吐蕃、突厥对唐庭的巨大压力。

谁对关中的威胁大，上图可以一目了然了吧！

因此，为避免两线作战，唐朝对东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多采取的是羁縻怀柔的政策。

终唐一代，共有18为公主下嫁外族首领，唐玄宗时期便占到了一半（开元时期6位，天宝时期3位），其中下嫁奚和契丹就达到了7位。这7位公主中，唐玄宗的外甥女多达4人，其血缘亲密度远高于文成公主。

所以，安禄山在唐庭心中的军政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很多人心中认为的那么重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赖，可以看做是对东北战略方向羁縻政策的延续，而他的军队更多的是用以平衡西北诸镇节度使的一颗棋子。

对于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唐玄宗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他认为控制的住。他曾直言不讳的对臣下说道：“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资治通鉴》）

不成想，严防死守的西北诸镇相安无事，作为棋子的安禄山反了。这才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几近癫狂的根本原因，自以为天纵英明的他，被一个胡人胖纸耍了。

最后，我们来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

安史之乱是自唐朝建立后，一百多年矛盾积累的总爆发，其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社会矛盾，还有地域矛盾。之所以会有大量募兵、城傍游骑跟随安禄山反叛，未尝不是寄希望于对河东、河南、河东等道的财富和土地重新分配，以获取利益。

所以，只要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导致的中央军队空心化出现，手握重兵的边将掌控人权、财权、军权，安史之乱就一定会爆发，唯一区别只是早晚而已。

如果唐玄宗死得早没赶上，那肃宗、代宗、德宗时期也一样会爆发，或者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安禄山这个人，也一样会有张禄山、李禄山、王禄山蹦出来反叛，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性。

那么谁应该为安史之乱负责呢？

唐玄宗？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还是安禄山？

都是，也都不是！土地兼并愈发炽烈是大势所趋，上述这些历史人物，不过裹挟在天下大势的洪流中，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加快或延缓事件的进程，指望他们避免矛盾的总爆发是不现实的。

这不是英明或昏弊的问题，而是没有人能够脱离自己的历史属性独立存在。

说的直白点就是“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就要为那条板凳负责”。所以，制度永远比一个英明的领袖更重要，重要一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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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最大原因就是唐朝府兵制破产。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继续。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在李隆基时期，均田制破坏，租调没法征收，同时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兵役制度也就被破坏了，府兵制不得不被募兵制所取代，国家承平日久，民间良家子也不愿意当兵，导致兵源素质下降。而边疆又必须保持大量的军队。也就是守外而虚内。这情况如果是皇帝英明果敢，朝廷清明还好说。一旦皇帝昏庸，宰相无知。边将造反事是早晚的事。而就李隆基而言，御极天下四十余年，早就没有了当年的气魄和能力。老迈昏庸是当时李隆基真实的写照。再一点就是，李隆基政治手段虽然高明，却不善军事。从信任将领，到极度不信任。改信任宦官但又缺爱瞎指挥。原本可以迅速平定叛乱，确让李隆基拖了八年。

唐玄宗最大原因错误就是活的太久。如果在开元盛世的时候驾崩，绝对是千古一帝。可惜了。唐玄宗是个虚荣心和自尊感极强的人。当了几十年太平天子，雄心全无。后期重用李林甫与杨国忠。不过是让二人看家而已。二人昏聩无能把大唐往死里做。面对他人谏言说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不信，而当安禄山大军一个多月直抵洛阳城下的时候，他又咒骂天下无忠臣。但忠臣都让你杀了，贬斥了，安禄山的行为不仅仅是赤裸裸打脸唐玄宗，同样也戳破了唐玄宗时期的虚假繁荣。

而安禄山造反原因一是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二是安禄山得罪了太子李亨。安禄山知道。李亨登基之日，就是自己的死期。最后就是他自己看不到他的未来，缺乏安全感。这些都是安禄山造反的理由，但安禄山造反的条件却是李隆基给提供的。

而唐代守外虚内的军事策略。使得地方节度使藩镇势力日渐增强，强大的军事势力一个方面，经济体系，控制辖区官员的任免，逐步融为一体。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由从属关系。逐渐变为对等关系。当两者之间的均衡势力一旦打破，而自身实力又强盛。中央政府疲软的话。造反只是迟早的事。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张禄山。这是封建制度的必然。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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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说，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但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各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

从经济上来来说

虽然唐朝从开国到安史之乱有李世民“贞观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李隆基“开元盛世”，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是土地兼并加重，在唐朝之前北魏均田制重新打破了土地分配，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唐朝经历盛世之后，均田制遭到破坏，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一面是唐朝上层社会的日益奢靡，一面是下层百姓的穷困潦倒。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内外交错，并且日益尖锐化。唐玄宗后期的李林甫任宰相期间，打压异己，拉帮结伙，搞的唐朝后期官场乌烟瘴气，而后期唐玄宗又宠信杨贵妃，并让她的哥哥杨国忠任宰相，杨国忠自私自利，嫉贤妒能，不断挑起中央与地方，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除了这些，地方节度使也存在矛盾。

盛世下的民族矛盾

隋唐以来，唐朝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王朝，吸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归属，再加上隋炀帝、唐太宗等多年征战突厥，高句丽等边区民族，使唐朝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然而，唐朝又没有一个合理的少数民族政策，因此汉人和唬人相互歧视，安禄山就是少数民族，安禄山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拉拢了很多少数民族，跟其造反。所以，民族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上层统治者的奢靡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唐玄宗晚期，就过上了不思进取，惰政懒政的生活，而且享受淫乐，专宠杨贵妃，唐朝有诗人讽刺杨贵妃的奢靡生活，写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恃宠而骄，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基于以上这些，安史之乱是一些列矛盾集中爆发的表现，即使不发生安史之乱，也会发生史安之乱等乱来。

主要责任应该在于唐玄宗，但是这又和唐朝的地方政策和王朝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并不是某一个人就能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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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要细说，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表象和深层次的原因并存，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也是同在。让我们先怪突厥，倘若没有突厥的内乱，又怎么会有突厥女巫的儿子安禄山流亡到唐朝呢？

一、一条偶然的线索，可见人类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

某天，一位姓可能是姓康的粟特人到突厥境内做生意，居然和突厥境内很可能与突厥王族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姓阿史德的女人搅在了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是一时情绪激动，于是乎，在第二年的正月一日，大胖子安禄山出生了。这个姓阿史德的女人，本是突厥的祭司之类的，用一座战斗神山命名了自己的儿子，于是有了轧荦山这个胡名，大概后来是用音译的方式的，有了禄山之名。安禄山姓康的老爹后来不知所终，其母改嫁后，安禄山捡了个后爹的安姓。

谁知道这个安姓给他带来了好运，当他十二三岁的时候，突厥境内大乱，安禄山与几个姓安的小伙伴一起向南逃亡，正好患难见真情，结成了兄弟。谁知道这其中一个小伙伴有个在唐朝当地方官的哥哥，于是安禄山借机在唐朝边界上找到了栖身之所。

大概是他亲生老爹的基因作怪（毕竟粟特人行走天下做生意），安禄山天生有语言天赋，会六种少数民族语言（一说九种），于是乎，安禄山在边境上找到了正经营生，在唐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当起的官方中介（互市郎）。

但安禄山的手脚天生不干净（奸商基因？），居然因为偷羊被捉住，差点被处死。谁知道正好遇到了当时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安禄山不过是为了活命，最后一搏，喊道：“大夫不想平定契丹、奚族吗，为什么杀壮士？”这张守珪一时好奇，居然把留下来了，以看后效。结果一用才知道，偷鸡摸狗的安禄山倒是极为能干，手下的人都比不过，于是将这胖子收做了义子。从此后，安禄山开始平步青云。

这么说，除了怪突厥人管不好自己的国家，还得怪这个张守珪偏偏留下还喜欢上了这个胖子！

这一切偶然的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让人惊奇历史故事的炫目！

二、偶然中的必然性，这是安史之乱必然爆发的根由，不过或早或晚而已

每个人的活动，放在大的时空来看，不过如同极微世界微小颗粒无序的运动而已，但从整体来看，由微小颗粒所形成的这个世界，在我们人类眼中始终如此，无关于微小颗粒个体的运动。站在上帝的视角，人类的活动也是这样。

即便在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许多事件，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因为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唐朝的统治从内部上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

一是民生的问题。杜甫在诗中说，开元天宝时期，稻米多到腐烂还没有吃，钱财多到窜钱的绳子断了还没有用。事实上呢，从史料上看，在洛阳不远处的河南地带，居然就时时有饥荒发生，饿死了不少人。只能说，杜甫或许是站在官员的角度，来看待他当时的生活。

二是官僚的问题。腐败本身就不用说了，哪朝哪代又不见腐败？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唐玄宗时代的官僚系统，不但对平民关闭了，乃至于对一些小地主也关闭了。唐朝的中间阶层正在崩溃，与最底层的崩溃一起发展。由此，造成了一些所谓的士人为求出路，流入各个节度使的幕府。而安禄山的幕府，无疑是最具发展的。

三是军队的问题。一方面是禁军的腐败，享有高收入，吃空饷，虐待普通士兵，逐渐成为官富后代享乐的温床。另一方面是边军的越发壮大。因为唐玄宗喜欢扩张，喜欢越来越广的土地，那么边兵必然会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武备都极为松弛，黄河南北一带因为长期的和平，几乎没有任何防守。

四是精神上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开始不满足于只当皇帝了，他还想当神仙，于是天下充斥着他是神仙下凡的谣言，各种神秘主义的活动层出不穷，对玄祖和道德经的崇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五是情绪上的问题。因为唐朝对外战争的一番风顺，朝廷上下似乎都洋溢在乐观的氛围中，一种历史发展诱多的陷阱，让整个社会都缺少警惕性。虽然，这其中有极个别的清醒者。

所以，从历史大层面来看，即便没有安禄山个人的蠕动，唐朝的突然崩溃也应该是必然的。

三、当朔风野大时，长安正闻范阳南下的鼙鼓之声

安禄山在那年入冬后正式发动叛乱，十五万人一时南下，不过月余即渡过黄河，在洛阳称帝，建立了他的大燕国。几个月后，他在潼关大败哥舒翰守军，兵入长安，唐玄宗逃亡西蜀。

就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前，唐玄宗在华清池为安禄山修了个新的泡澡池子，希望他这位义子来华清池泡澡。而安禄山，却在朔风野大时，举起了他的军旗。

这场叛乱，居然被奸臣杨国忠给一再言中了，不过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权力与安禄山互相倾轧罢了。他的很多作为，就是要逼反安禄山，由此，历史将这场叛乱的罪责，大多扣在了他与纵容安禄山坐大的李林甫头上。

这场叛乱，到底谁的责任？说法太多。从历史偶然性上说，那个可能是姓康的胡人，一时冲动的激情是原罪的开始，后来有了姓安的假爹给了安禄山安的冒姓，又有张守珪这个义父，唐玄宗这个安禄山的二手义父。看来，安禄山也是拼爹成功的典范不成？

只是他的爹太多，何止三姓家奴？

说到谁为安史之乱负责，最直接的，安禄山的几个爹首负其责。循名责实，更见历史细节的荒诞性，与历史大脉络的精密性，几乎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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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由浅显到深入，一共可分为三个层次的原因。

最浅显的原因，是唐玄宗晚年昏庸，宠信贵妃杨玉环，重用奸臣杨国忠，信任胡人将领安禄山，导致国家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文臣与武将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按照这个层次的原因来解读，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主要就是唐玄宗晚年昏庸、重用奸臣所导致，所以李隆基就是最大的责任人。当然，它所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唐玄宗能够继续励精图治、重用贤臣，安史之乱完全是可以避免。

接下来，再稍微深入一点分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实际上是大唐皇帝与太子之间的权力之争所导致。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知道，唐朝从建国以来，皇帝与太子之间，几乎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最初，李渊为防止太子李建成实力做大后失去控制，尤其是齐王李元吉倒向李建成后，更是让李渊有种说不出的害怕，因为此时的李建成已经逐渐拥有抢班夺权的实力。所以，李渊就开始扶持秦王李世民与其分庭抗礼，从而让他们双方相互制衡，结果最后玄武门之变爆发。

后来，李世民当时皇帝后，看着太子李承乾越来越年富力强，而自己却是垂垂老矣，于是也担心太子会提前抢班夺权，于是便开始扶持魏王李泰与其分庭抗礼，结果最后逼得太子直接想造反，最终太子和魏王李泰都被废，李世民只好立最弱小的李治当太子。

诚然，弱小的李治当太子，不会对老皇帝李世民造成威胁，但问题是，李治太过软弱，最终让武则天成功改朝换代，要不是武则天的儿子姓李，大唐江山就三世而亡了。至于后来李隆基的老爸唐睿宗，也是被作为太子的李隆基给逼得提前退位。

等到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尤其是走过开元盛世之后，日渐年老的李隆基也不免开始担心太子会蠢蠢欲动，于是李隆基的第一个太子很快被杀。接下来，如果李隆基继续立能力较强的儿子当太子，会让自己没有安全感；如果立弱小的儿子当太子，又害怕武则天的事情会重演。

在这种背景下，李隆基就开始布局，一方面为了大唐江山能够长久延续下去，李隆基还是选择立能力较强的儿子当太子；另一方面，他需要有一股力量来制约太子，但问题是，前面李渊和李世民通过扶持一个亲王来制约太子的格局，都被证明失败，所以李隆基就用安禄山为代表的军人势力制约太子。

于是，唐玄宗给安禄山的权力越来越大，而随着安禄山势力越来越大，任何试图挑战唐玄宗权力的人，都会有一个难以去除的阴影。因为他们即使有机会通过政变的方式，让唐玄宗提前退休，但是当安禄山打着保卫皇权的旗号进京勤王时，他们拿什么抵挡呢？

当时，大唐在关中地区有三大军区，因为这三大军区距离都城交近，为确保将来太子能顺利登基，这三大军区都是交由太子来领衔负责。与此同时，关东地区也有三大军区，唐玄宗将他们全部交由安禄山来负责，这样双方就可以相互制衡，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玄宗重用安禄山，就是李渊和李世民用太子、亲王并重格局的变形版。尤其是当安禄山认杨贵妃当干妈后，使得唐玄宗重用安禄山，更有太子、亲王并重的格局意味。

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因为安禄山的作用是用来制衡太子，也就是和太子分庭抗礼、势不两立。那一旦等李隆基去世，太子登基后，安禄山这种角色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造反，由此也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按照这个层次的原因来解读，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主要就是唐玄宗与太子之间的权力之争所导致，所以李隆基依然是最大的责任人。当然，它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唐玄宗能够主动放弃权力，安史之乱也可以某种程度上避免。

最后，再更深层次的分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豪门贵族这个阶层被迫消亡，由此让军人势力失去控制后而引发的危机。

简单点说，在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媒介发展有限，另一方面是缺乏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导致各地区的豪门贵族趁机做大，形成传说中地方豪强和门阀士族，广大的底层百姓大都只能依附于这些豪门贵族而生存。

于是，这些豪门贵族都逐渐变成一个个拥有一定军政财人的独立王国，在这种背景下，就形成了传说中贵族政治，也就是国家的军队和官员，同时也是各个豪门贵族的成员或私兵。

换句话说，军队的将领，通常都与各个豪门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常只是各大豪门家族的代理人。

在这种背景下，皇权只要能获得豪门家族的支持，就能够很轻易的控制将领。当然，皇权如果不能获得豪门家族的支持，他通常只是受到豪门家族的威胁，而不会受到军队将领的威胁，因为没有豪门家族领衔的军队将领，通常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势力。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统一的中央王朝建立，广大底层百姓不再需要依附于豪门贵族而生存，豪门贵族自然就无法形成强大的私人武装。同时，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大量寒门子弟开始冒出来瓜分豪门贵族的军政权力，于是豪门家族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弱，最终被迫瓦解。

简单点说，在两汉时期，因为分封诸王，地方军队都被皇室诸王或外戚成员控制得牢牢的，而在魏晋南北朝，因为豪门贵族的崛起，这些地方军队又被各大豪门贵族牢牢控制，但等到唐玄宗时期，豪门贵族这个阶层被瓦解，于是各地方的军队，就只好由皇帝直接派遣过去的官员来管理。

但问题是，由于当时的交通和媒介发展水平都有限，中央政府的政令无法及时传达到地方，尤其是偏远地方，这样就导致皇帝派遣出去管理地方军队的官员，因为缺乏监督和倚靠，要么成为军方的傀儡，要么直接和军人们的利益融为一体，成为地方军队的代言人。

在这种背景下，军人势力终于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继皇族、外戚和豪门贵族之后的社会新危机。至于安史之乱，不过是这种背景下的时代产物。也正因为此，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帝国的危机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是持续一百五十多年的藩镇割据；这随后，又是持续一百多年军阀混战（五代十国）。

再等到北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让当时的交通媒介终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政令终于可以及时传达到地方，这样皇帝派出去管理地方军队的官员，既可以随时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又可以随时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于是文官制度终于得以建立起来，而军人干政和割据也正式成为历史，这也才有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从这层意义上说，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这其中的第三个原因，这是时代的趋势所造成的，任何人都无力改变，就算没有安史之乱，大唐也会因为某个其他的原因导致军人们造反。至于上面的第二个原因，只是点燃安史之乱的那根导火线。至于第一个原因，不过是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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