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影视研修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党支部 “系史教育和师德传承”系列宣传活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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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七十载，薪火相传铸辉煌。为纪念新中国电影教育70周年及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党支部持续开展导演系“系史教育和师德传承”系列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发扬“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学院精神。 第七期教育是我的事业，而非职业——记北京电影学院司徒兆敦教授 司徒兆敦，193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纪录片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电影教育家，新中国纪录片高等教育的推动者。曾任导演系主任。曾任教64级科教进修班、78级本科班、95级研究生班及后续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多个班级。曾被中国电视纪录片学院奖授予“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被中法纪录片双年展授予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终身成就奖”。1997年获北京电影学院最高成就奖“金烛奖”。 （司徒兆敦老师） 司徒兆敦一生致力于电影教育事业。他出生于电影世家，在战乱中度过青少年时代。1959年，他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导演系工作四十余年。司徒兆敦创作经验丰富，既创作过故事片作品《公社的孩子》《竹》《青山夕照》等，也创作过电视剧作品《路》《亲人》《枫叶丹丹》《股市情缘》等，还有《华夏风采》《影人春秋》《环境艺术》《光辉的里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本溪》《我的梦》《西部娃娃》等大型纪录片问世，又有《视听语言》《影视导演基础》《世界电影趣闻》《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等著述发表。司徒兆敦主持筹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纪录片专业，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中国纪录片的发展。1987年，在导演系和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开创了首个电影剪辑专修班。时至今日，已年过八十的司徒兆敦，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继续为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1. “父亲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的财富”——早年经历 司徒兆敦的父亲司徒慧敏，是左翼电影运动的主将，曾担任过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是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1930年，司徒慧敏加入上海艺术剧社。1932年成为党的电影小组的一员。他团结了一批左翼和进步的艺术工作者，共同拍摄了《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风光》和《风云儿女》等影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大部沦陷，进步电影摄制工作艰难，于是他们转往香港。很快在香港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公开宣传抗日。1938年冬，司徒兆敦在香港出生，当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爆发一年有余。整个童年，司徒兆敦几乎都在战争的环境中度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来到北京，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回忆起来，他说：“记得我总是留级，因为是抗战逃难，每到一个新学校，语言不通，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司徒兆敦全家福 前排左二：司徒兆敦；右一：司徒慧敏；右三：邓雪琼） 连年战乱，家庭并不富裕，母亲邓雪琼默默地负担起养儿育女和维持家庭开支的重担。母亲先是给先施公司做童装，那是非常费心的手艺活儿，后来又在重庆建起了新兴服装厂，开始使用缝纫机工作。她是手艺精湛的匠人，毛泽东重庆谈判时穿的服装，就是她量身制作的。父亲常年为党工作，他的家庭俨然成了党的活动基地。司徒兆敦从小便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他说：“父亲教给孩子的东西是很严格的，父亲给我的思想是自己一生的财富。”有一次司徒兆敦用父亲的派克墨水写作业，不小心弄翻了。为了掩盖过去，他偷偷地往墨水里勾兑自来水。父亲知道后，严厉地说：“你弄翻了墨水不要紧，你告诉我。你不能搞鬼，还以为别人不知道？你兑上了水，我就不能用了。”这是他父亲在教他诚实堂正。还有一次，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去看了一部由汉奸主演的古装影片。事后，受到父亲严厉地惩戒。这种爱国思想教育，让他终生难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兆敦随父母在大西南流亡了两年，之后到达重庆。父亲就任中国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部主任，聚集起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史东山、阳翰笙、田汉等，抗战时期郑君里摄制的纪录片《民族万岁》便出自该厂。在那里，年幼的司徒兆敦得以接触到很多进步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1952年，司徒兆敦随父亲来到北京。父亲忙着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司徒兆敦在干部子弟学校读书。当时，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都在这个学校。1953年3月，周总理到学校视察，他告诫同学们：“不要当八旗子弟，不要毁掉父辈辛苦建立的大业。干部子弟不要扎堆儿，不要搞特殊化，要到工农群众中去，要向工农大众学习。”不久，司徒兆敦就转到了一所农村中学。对他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虽然仅仅是短短的三年，但他真正接触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见识了广阔的天地，这为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和情感储备。他想到在入学考场上干学伟老师的话“你们将来要当中国的导演，要拍中国的电影”，农村中学的经历，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2. “插柳之恩，没齿难忘” —— 大学时代 1959年，司徒兆敦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田风老师。在考试之前，司徒兆敦经熟人介绍找到田风老师的家中，想向他请教招生考试中“小品”应该怎么准备。田风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跟他拉起家常，问起他的生活、经历、喜好、朋友等等。在那些闲谈中，老师对他三年农村中学生活和利用假期给部队盖房子这些琐事饶有兴趣，连连说：“这个好，这个好，不过只是劳动还不行，你还要有意识地去观察、感受。”直到见面结束，司徒兆敦依然没有从田风嘴里得出关于“小品是什么”的确切答案，他只记得老师告诫他“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要不懂装懂。”上大学后他发现，这是田风老师的作风，实事求是做事，扎扎实实做人。不懂，你就去查字典，自己去找答案。司徒兆敦永远难忘考场的经历。一位主考老师问他：“你要当中国导演还是外国导演？”他回答：“当然是中国导演。”那位老师举起手里的一张表格问：“这是你填写的入学申请表吧？你说要当中国导演，你怎么填写的喜欢的书籍和电影全是外国的？你满脑子外国东西，你能当中国导演吗？”他无言以对。这位老师接着问：“你看过《沙家店粮站》吗？你觉得那部影片怎么样？”他不加思索，顺口开河地对影片批了一通，好像他是来改变中国电影面貌的。刚出考场，就有人告诉他，那位主考就是《沙家店粮站》的导演干学伟老师。他吓坏了，心想“我把大导演批一通，肯定是没希望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导演系59班的录取名单上会有他的名字。入学以后，他见到了干学伟老师，干老师只说了一句“你不懂，无知的人最容易狂妄，你以后学习的东西多了，就不会狂妄了”。干老师喜欢讲真话的学生，他没有计较学生的这些“狂妄之语”，他诚心以教，待人以宽，虚怀若谷。老师的这些品格，影响了司徒兆敦教学工作的一生。后来他对同学们说：“一旦毕业了，你们应该做我的老师。电影是发展的，向年轻学生学习是很正常的。我愿意和同学一起学习和探索。”入校上课，田风是他们导59班的主任教员。在田风的倡议下，59班进行了五年一贯制的电影导演系统教学，开创了中国电影教育五年一贯制教学的先河。（1963年司徒兆敦在新华街） 从入学起，田风就要求学生必须下生活，要求同学们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他痛恨那些不懂装懂，灵魂空虚的人。他要求学生非常严格。他批评司徒兆敦的表演是“形体僵硬派”，说一些学生的表演“头脑空空，装腔作势”；他痛恨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作品；他要求同学要热爱生活，只有这样，你们的作品才能贴近生活，有生活气息。他反对虚无主义，反对胡编滥造，他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田风严苛而不苟言笑，却总是身体力行。在导59班学生演出话剧《骆驼祥子》时，他就和学生一起搬12块大平台地板。在排练过程中，司徒兆敦的一个摔倒动作，田风老师亲自一遍一遍给他做示范，最后腿都摔肿了。他反复和学生研究，在什么情况下的摔倒，身体的各个部位会是什么状态？他的这种对艺术创作的严谨，对每一个同学的影响都是刻骨铭心的。（导演系59班演出的话剧《骆驼祥子》剧照） 记得在排练《绿林行》的时候，一位同学上场，田风问：“你从多远的地方来？你是走来的还是跑来的？你刚才在台下喊话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同学们面面相觑，不明白老师的意思。田风老师说：“你们一出场就要把台后面的规定情境带出来 ！”田风从表演的无实物练习教起，到单人、双人、多人小品，直至片段、大戏，拍摄默片和短故事片。五年中，几十、上百个单人和多人小品、八个片段练习、两台大戏、两部默片、四部故事短片。五年的大学时光，为司徒兆敦以及全班同学日后的电影工作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一生的无价财富。司徒兆敦每每回忆起恩师，都无比激动：“田风老师的精神、学养，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一座高山，那样的高度我们很难达到。最难学的是田风老师的人品、人格魅力，他的丰富知识，对教育的那种一往情深，谁也比不了。还有最值得骄傲的是，一入学，田风老师就对我们说‘我家的门24小时是为你们开的……’。大学五年，我记下了24大本读书和观影、观剧笔记，我经常要拿起来翻一翻，想一想，田风老师虽然没有很多的话，但是足够你想的。我感到他是在督促我朝前走啊！” 3.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教学生涯 在北京电影学院尚未真正开设纪录片导演专业之前，司徒兆敦便与纪录片教育结了缘，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1964年，司徒兆敦毕业留校任教。在此前的文艺整风运动中，导59班被卷入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田风老师这样一位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司徒兆敦永远不忘恩师的教导，要忠诚教育事业，要教书育人。司徒兆敦参加教学的第一个班，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科教导演进修班，学员来自全国各科教片厂那些没有经过专业培养的人员。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导演系从上海请来了富有经验的韩韦老师担任主任教员，司徒兆敦跟他学习并当教学助手。韩韦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编导，拍摄过《金小蜂与红铃虫》《地壳运动》《水——农业“八字宪法”之三》《防治血吸虫病》《以螨治螨》等等科学教育纪录片，有着很丰富的创作实践。司徒兆敦同他住一个房间，跟着他学习，在他的指导下备课，他们看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科教片作品。是韩韦老师教给了他如何把抽象的科学原理形象化的方法，是韩韦老师教给他如何进行社会调查和进行具体实验的方法。科学最需要坚持实事求是，是就是，不是就不进行，它要求做社会调查，要做艰苦的实证考察，不能搞伪科学的虚假结论。司徒兆敦不仅从韩韦老师那里学到了严谨的科学思想，还懂得了电影是通过“看”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而不是通过“说”来表现的。在此后的电影教学中，很多方法和经验都是从韩韦老师那里学来的。他说，“好的老师是让你终生受益的。”（司徒兆敦[左一]在彭城拍摄故事片《青山夕照》时工作照）
不久，文革开始，教育事业全面瘫痪，司徒兆敦也因为受到“四人帮”的迫害，在狱中关押五年多，直到1974年，司徒兆敦才再次回到教学岗位。这时的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并入中央戏剧学院，名称改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他在导演系任教。1974年的戏剧电影进修班，汪岁寒任主任教员，司徒兆敦任班主任，另有王心语、乌兰等老师组成了教学小组给这个班级授课。著名导演吴天明、滕进贤便出自这个班。（1975年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合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合影前排左起：陈学洁、吴天明、陈宝生、孙占林、滕进贤、张裕民、王康华；中排左起：徐谷明、马彧、林荫宇、乌兰、张奇虹、高丽、汪岁寒）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全国招生。同年秋天，导演系28名新生入学，司徒兆敦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该班后来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主干力量，这便是著名的78班，陈凯歌、田壮壮、谢晓晶、夏钢、李少红、刘苗苗、胡玫、张建亚、金韬、张军钊、吴子牛、彭小莲、江海洋等人，均为78班的毕业生。（导演系78班师生合影前排右四：司徒兆敦；前排右二：许同均；前排右三：徐燕；前排右五：汪岁寒；前排右六：陈文静；前排右八：田金夫） 改革开放后，各种新思想、新潮流踊跃，很多西方的电影也进入了中国。那时引进的部分电影归入内参片，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接触到。78班进校后，在有限的条件下，学院也为同学们放映了这一类影片。司徒兆敦以谦逊和学习的态度，和同学一起看片，一起探讨，他坦诚地说：“今天的电影教育怎么进行才能适应世界发展的形势，我们也没有把握，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学电影，让你们尽可能多地接触到不同的影片，是为了开拓你们的思路。但是，你们还是要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你最有感受的内容和故事，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他常常说：“如果故事都不能感动你，那是绝对不能感动观众的。”在78班行将毕业的最后一年，司徒兆敦为谢晓晶和田壮壮拍摄的作品《我们的角落》作辅导。这部纪实性强烈的影片带来的机缘，让他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的角落》剧照） 《我们的角落》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讲述了残疾人生活困境并自强不息的故事。影片播出后，受到一些社会批评，说影片表现了社会阴暗面、落后面，有丑化社会主义之嫌。一位盲人观众郑荣臣从天津赶来，找到了司徒的家，他说：“你们没有错，不要害怕，你们拍出了残疾人的心声。”司徒兆敦听后深受震动，这也促使他开始关注这个被称为是“弱势群体”的人们，他完全纠正了社会的偏见。之后，他进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做义工，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拍摄了纪录片《与梦同行》和《我的梦》。回顾这一段生活，他说：“生活的力量常常来自你预想不到的地方，你怜悯残疾人吗？不，也许你才是精神和思想的残疾人。”这事使他更坚定了向生活学习的信心。通过实践，司徒兆敦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教学思路。他说艺术教育，应该是一对一的，不是批量生产的。学生在电影学院的学习，不能仅局限于电影知识本身，在把技术学好的基础上，还要大量地观看不同国家、不同风格样式的影片，阅读各学科的书籍，接触姐妹艺术，学习民族艺术，还要到广阔的社会中去进行长期、艰苦的修炼。（1979年《如梦的岁月》摄制组部分成员合影左起：廉志臣、马瀛波、曾念平、吴桂华、崔新琴、司徒兆敦、何平） 1984年至1986年，司徒兆敦任导演系84级干部专修班主任教员。侯克明、尤小刚、芮旭华、王冀邢、史晨风等人便毕业于该班级。1987年，司徒兆敦任导演系主任。同年，在他的推动下，导演系和中国电影剪辑学会开创了中国首个电影剪辑专修班，钱泠泠、刘淼淼、战海虹、张丽丽、杨晓英、王秋月等人便毕业于该班。该班为中国电影剪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导演系87级电影剪辑专修班结业师生合影前排左三：司徒兆敦） 时至今日，已年过八十的司徒兆敦，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继续为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发光发热。他一直主张理论与实践并行，相对于授课，他认为：教学生做人是第一位的，教学生爱生活、爱人才能学好艺术。他强调听课、看片和创作实践，是学生必做扎实的三件事。他用自己和其他人的真实生活和创作经历，引导学生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鲜活材料。他支持独创性，反对模仿。（司徒兆敦与导演系95级研究生合影左二：司徒兆敦；左三：陆川；左四：方刚亮） 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司徒兆敦先后开设过视听语言、电影导演创作、剪辑、广告、纪录片创作等多门课程。每开一门课，他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并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及学生的实际需求不断修订和更新教学方案及内容。他强调“教师必须终生学习”，不学习的老师是不应该留在教学岗位的。 4.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创建导演系纪录片专业 司徒兆敦不止一次地强调：教育是他的事业，而不是职业。事业，是一生致力和追求的，而职业，只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和一份工作。他清醒地意识到：电影艺术教育事业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因为我们不能超越时代的认识，他坚信未来会更好。同学们都记得他说过的话：“我的门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这是恩师田风的名言，也是一个教师的责任。学生有什么疑惑、不解，或者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来找他。他是全身心为学生服务。这源自恩师的师德师风。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校训，在这师徒之间传承，体现得淋漓尽致。（导演系96级研究生中期审核及论文开题报告会左四：司徒兆敦） 司徒兆敦在教学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他说：“推动纪录片运动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个任务。纪录片对中国、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了。”司徒兆敦认为，中国电影要发展，需要有自己的纪录运动：“电影专业的教学应从纪录片开始，因为只有了解现实生活和了解人，才能上升到艺术的层次。”在他看来，纪录片就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调查和了解。如果不了解老百姓想什么，关心什么，就不知道电影应该做什么。1998年，司徒兆敦和孔都在导演系纪录片课程的基础上，招收了首届纪录片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由此开启了导演系纪录片专业研究方向的教学，他和谢晓晶、杨琳等人一起担起了纪录片专业的主要教学工作。这是一种使命感的驱使，从儿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看的那些新闻纪录电影，到毕业留校后向韩韦老师学习的科教纪录片；从田风老师始终强调的重视现实生活，到他自己教学过程中受到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熏陶，似乎都预示着这一切。此后，他大部分的经历和时间都在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他相信这是需要一种群体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司徒兆敦给学生授课） 在教学上，他要求学生做社会调查报告，在创作上，他强调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题材和人物进行创作。他强调发现的意义，他和同学一起探寻真相，追求真理。他教导学生要尊重事实，尊重拍摄对象，要通过摄影机镜头和话筒，代替你的眼睛和耳朵，去凝视和倾听、思考和发现。他在实践中归纳出一整套纪录片创作的科学方法。他强调纪录片创作的人文关怀，他强调纪录片的社会批判价值，要求纪录片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司徒兆敦给学生授课） 从纪录片着手，挖掘中国故事和塑造中国人物。他说：“看，不等于你看到，听，不等于听明白。要把看、听、思考和拍摄结合起来。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内心才能找到一种平衡，才能感受生活的意义。只有社会实践，才能知道什么是有价值并且是为社会需要的。他说：“我从纪录片创作和教学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司徒兆敦在广州市图书馆与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进行线上对谈图片来自广州<中国>国际纪录片节） 5. 风流儒雅亦吾师——与大师同行
司徒兆敦的恩师田风曾说：“只是劳动还不行，还要有意识地去观察和感受。”生活是充满了各种生机的，艺术唯有贴近生活，表现它的丰富多样性才有其生命力的。这使得司徒兆敦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不管是青年时代，还是身为教师，他都孜孜以求，继续不断地学习新知识。（2018年，司徒兆敦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讲座交流） 尤里斯·伊文思是世界纪录片的伟大开拓者之一，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司徒兆敦曾经得到过伊文思的直接教育。司徒兆敦回忆起这位世界纪录片之父的教导，以及他的平和、谦虚，真诚和友善，这一切对他的人格成长至关重要。司徒兆敦对中国纪录片所做的诸多贡献，他也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然而他总会纠正说明：“说这话的人不懂纪录片历史……中国纪录片的先行者们，是黎民伟、孙明经、郑君里、袁牧之等等，他们都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孙明经，在解放前就拍摄过大量的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他还是中国电影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司徒兆敦与夫人张振洲合影） 司徒兆敦非常感激他的爱人，他知道电影艺术教育必须是全身心的、全天候地为学生服务。他感激自己的爱人，对自己没有过多的要求。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又当老师，又当导演，又是社会活动家……他只希望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员。在结束教学生涯的时候，他说：“做一个好老师真的是很难的啊，自己应该是还可以更好的。”他常常和同学们分享他创作和教学上的失误，他认为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后来的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他认为电影是一个运动，故事片、纪录片和不同的片型都是运动，我们应该成为运动的推动者。一个好的推动者永远不是站在上面挥手的，他是站在下面使劲推的。“我教学生就是这样”，司徒兆敦如是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教师，他对自己曾经的苦难经历从来没有过抱怨，他说国家民族都经历了苦难，党和国家战胜了，前进和发展了，这是最重要的，个人的得失在历史的过程中是无须计较的。他在教学中告诉同学们：“不要回避苦难，你必须在苦难中发现光明和力量。”他的很多反映生活苦难的作品，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肯定，正是反映了他对历史发展的坚定信念。而这何尝不是他的人生写照？一个将教育视为自己人生事业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