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是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

网友提问：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自谁的思想？为何要推行？

优质回答：

在这里，朝史暮想希望各位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历史文明进程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我们的祖先在尝试过所有可能的道路后，走了那条唯一走得通的路。

我这里指的道路，其实就是古代治国的思想理念。而我们尝试了道家，儒家，法家，最后发现只有儒家才走的通。

在汉武帝之前，我们尝试了法家和道家的道路。什么结果？

秦之法家，最后出的结果就是暴政和强者为王，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便豪强四起。

汉初之道家，无为而治，中央政府被架空，各地割据武装反抗，仅仅刘姓王的叛乱就让大汉朝廷顾此失彼。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中央集权开始完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架构。

董仲舒就提出了经过自己改造的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的概念。

为什么从汉武帝之后，我们就一直用儒家思想去治国和教导人民了呢？

因儒家思想最后倡导的，是一种“秩序”。

秩序。它告诉人民，你在什么阶层，就应该做什么事情，思想和行动上都不能够有逾越。

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确定了人民平时生产生活中需要遵照的行为准则。之后大谈特谈的“忠孝仁义”就是这类思想的发展。

而天人感应的概念，再一次强调了“王权神授”的权威性，统治阶层执政的正统性。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执政目标就是保证王朝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很显然，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是非常符合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目标和胃口的。

朝史暮想，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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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位54年，只有即位之初的三年，丞相卫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余51年，皆是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汉武帝行了51年恶政。

汉武帝即位之初的三年里，由于儒家独尊。言论自由。没有一人因言获罪。百姓爱居乐业。大汉政治清明，繁荣、富庶。蒸蒸日上。

从汉武帝前期开始，就重用法家酷吏张汤，实行法家愚民政策。扼杀思想，扼杀言论。重立秦始皇创立的诽谤之法。批评政治，诽谤天子者——诛！

张汤还重立秦始皇创立的夷族连坐之法。告奸之法。

张汤立法是中国法治史，乃至华夏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倒退。

儒家大师，颜回十世孙颜异因肚子里骂汉武帝。被法家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

汉武帝重用法家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推行平准法、算緡法。压榨盘剥百姓。致使经济崩溃。民生凋零。

汉武帝重用法家张汤。卖官鬻爵。死罪可花钱赎罪。致使吏治腐败。

汉武帝指使法家酷吏张汤、杜周。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把群臣屠戮殆尽。

汉武帝指使法家酷吏江充，太监苏文。以巫蛊之祸诬陷公主、太子。致使阳石公主被灭门。诸邑公主被灭门。太子被灭门。长公主被灭门。皇后被灭门。整个皇族几乎被汉武帝屠戮殆尽。

汉武帝只杀了匈奴军民几十万。却害死大汉百姓2000多万。汉武帝后期，民生凋零，人口减半，国家千疮百孔，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 汉武帝没灭掉匈奴。几乎灭掉大汉王朝。

我们在回顾汉武帝在位的54年，即位之初的三年儒家独尊。三年之后，法家独尊。汉武帝把百姓带入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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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约公元前179—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振的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他自小攻读《春秋》，晚年集众讲学，由于读书专心致志，留下了“三年不窥(花)园”的传说。景帝时他曾做过博士官。到武帝时期，他未在中央任职，只作过地方上封国的相，还曾一度入狱。但他的名声很大，晚年退居在家，朝廷每有“大议”，还常常派使者“就其家问之”。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本来不过是儒家一个支派。由于他的思想体系，正好适应西汉中期的政治需要，得到了发扬推广的机会。因而成了儒家正宗。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有待逐步恢复，国力还很虚弱。统治阶级偏爱黄老的清静无为之学。后来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全面恢复，汉景帝镇压了吴楚七国之乱，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特别是到汉武帝时，国力已经相当强大，遂拋弃无为之治，改取主动进攻姿态，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权，千方百计巩固大统一局面。与此同时，封建负担增加了，土地兼并发展了，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凡此种种，使统治阶级感到迫切需要搞出个新的思想体系，为专制皇权寻找理论根据，准备一套箝制农民阶级的思想枷锁。董仲舒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走上了历史舞台。汉武帝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学大师身份应召，被选首列。从此以后，他便投合当道的口味，多次上书、对策；进而撰述、讲学，全面阐发自己的学说，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汉武帝时期整个国家呈现的是人口充实，百业复苏，钱粮丰盈的富强局面，但此时西汉面临两大挑战，外患匈奴和内患世家豪强，而无为之治已经无法应对这两大挑战，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治国之策。当时所谓的百家学说，其实经过多年的融合吸收，真正能作为治国之策的只有儒法道三家而已，其他的诸如兵家、阴阳家等都只能作为辅助。汉武帝为了打击国内豪强，集中国力奋击匈奴，准备采用的是法家霸术，然而秦朝采取法家治国，二世而亡，同时秦朝法家霸术给天下万民造成极大伤害，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舆论都无法接受法家。

汉武帝无法直接将法家推到历史前台，无法直接采用法家治国，所以汉武帝表面推出儒家取代原来的“无为而治”，骨子里用的还是法家治国，这就是儒皮法骨，只是后来的帝王没有理解汉武帝的真正用意，儒家在杂糅百家学说后，逐渐真正做到“独尊儒术”。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也在渐渐地接受这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双方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缓冲。而在国家内部修养完成之后，外患的问题则急需解决，攘外必先安内，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之下，汉景帝开始在国内执行新的政策。这一举措却损害了不少刘姓王族的利益，他们再也坐不住了，这便发生了历史上的七国之乱，这场战乱影响范围十分巨大，几乎波及了整个国家，让汉朝统治轻微动荡，好在后来被平息，这才使得汉朝的统治再次逐步稳固下来。汉武帝在吸取了七国之乱的经验之后，知道不能再对民众们放任自由，只有真正达到一条心的境地，才能巩固他的统治，这才使得中央集权和思想统一成为当下统治最迫切的需要。

而这个时候董仲舒提出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正好顺应了汉武帝的心意，仔细比较之下，以仁治国的儒家思想和汉朝之前的统治思想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不会让民众无法接受，因此汉武帝果断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此方案在全国推行。

儒家学说立马在中原兴盛起来，这种方式也使得汉武帝的统治彻底稳固下来。而处理好国内的这些问题之后，汉武帝立刻将目光对准了北方匈奴，卫青、霍去病两名大将横空出世，将匈奴一举封闭，使得汉朝再无忧患。这也从另外一方面更加巩固了汉武帝的统治，有了这一安定的条件，儒家学说更加备受推崇，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不得不承认汉武帝当初选择的正确性。

从理论上来说，和当时推行严苛治国的法家，兼爱非攻的墨家相比，推行天人合一以及民水舟君思想的儒家则更加适应当时的统治，而后几千年的统治更是说明这一点。而且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不同，汉武帝的手段要温和得多，不会引起民众们的过度反应，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是循序渐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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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以讹传讹，子乌虚有。这么一件历史大事，《史记孝武帝本纪》，不见有任何任何文字描述。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据说是董仲舒提出的。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必然对他十分信任。然而正相反，《史记儒林列传》中，汉武帝极不信任董仲舒，还差一点要了董仲舒的性命：

“，，。中废为中大夫，居舍，作《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偃父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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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头昏，于是董仲舒让中华文明丧失了多样性和创新性，董仲舒是中华文明史的头号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