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李斯是荀子学生为什么是法家 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儒家为什么李斯却是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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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身为儒家代表人物，为何培养出韩非子和李斯两位法家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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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永远是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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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古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两派，儒家和法家在很多方面可谓各执一词，泾渭分明，二者似乎搭不上边。比如，儒家说“性善”，法家说“性恶”；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法家提倡“以法治国”。二者的观点总是针锋相对。

但是，它们似乎又有点“渊源”：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学生，尤其韩非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跟随荀子（儒家）学习的韩非最后却成了法家？

图1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人

“性恶”论：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

做为先秦时期儒家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观点已经在荀子这里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性恶”论的提出。

与孟子只是在与他人的辩论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恶“。他在里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性恶》）的观点。而且他认为，世界所有的丑恶和乱象都是由“性恶”导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之欲，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图2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

“性恶”论可谓是法家思想的逻辑起点——韩非所说的“法、术、势”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本恶”。基于这个观点，法家认为，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于“人性本恶”，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劳的。再退一步讲，就算人变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即主观上努力的结果，“伪也”）。

同样的，对于“性恶”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劝”的方法，因为他的本性是恶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用“刑名法术”。这就为法家的治国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韩非子·心度》篇中说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国也，明赏则民劝功，严刑则民亲法”；而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就是说，“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这个问题，必须依靠严刑峻法。

图3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

“隆礼重法”：由“儒”向“法”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有一条明显的“演变线”，就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儒家提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可操作”，并且由此可窥见其与法家的思路越来越接近。其中，荀子对于“由礼向法”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中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即“礼”的出现是为了调节人的本性中对利欲的追求。

而到后来，荀子发现，“礼”往往与人性发生冲突，或者说，由于人“性恶”，“礼”的运转并非十全十美。这时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时他意识到需要一种强制性来保证“礼”的实施。所以，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说法，并将二者并称。

图4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

与学生韩非只强调“法、术、势”不同，荀子虽以礼法并称，但仍认为“礼”高于“法”。《荀子·强国》篇中有云：“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礼”可以成就王业，而“法”只能成就霸业。并且，如果“礼”能得到执行，“法”自然会被遵守：“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与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视“礼”，也意识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法家的“门槛”，而他的学生韩非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图5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

自秦以降，历朝历代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治理国家。虽然两者在许多观点上都截然相反，但也并非毫无联系。这一点在荀子和韩非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渊源，而这也是我们学习古代先贤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文:爱影

参考文献：《士人与战国格局》，《荀子》，《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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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思想里，有一些看起来很像法家的东西，所以能培养出韩非子和李斯这样的后法家时代的人物也在情理之中。

《荀子》中对于当时的秦政有很多讨论。《儒效》中记载秦昭王对荀子说：“儒无益于人之国”。这句话与《孟子》开篇梁惠王之问有异曲同工之妙，劈头就把秦政和儒家去呗点出来：“益”，也就是功利性的效果，而秦政以此为第一要务。荀门弟子在与荀子对话时也指出，秦之强大并非“以仁义为之”，而是“以便从事而已”。

荀子认为，秦政“纵性情、安姿睢，而违礼仪。”人性天生趋利避害，若顺从人之性情，会使人人争利尔世风竞争惨烈，所以需要反过来用人的知明治能制作礼乐来调和、改变人的性情。

秦政，尤其是商鞅、李斯（包括韩非）则在与荀子相近的人性论（性恶论）上，不采取对治的态度，而是用顺之、纵之的方法将人性之恶彻底释放出来，并让这种力量膨胀到极致。所以秦政是用利益来诱惑人竞争，用刑罚来逼迫人变得强横，用势位来压服人只知道附从，以隐厄使人只知道耕战，于是人性中趋利的能量被完全释放，由此形成一股压服其他一切的力量。正是这股强大的力量，使秦国在战国时成为第一强国，最终统一了天下。

在荀子的人性论里，十分强调人性本恶，“好利”、“疾恶”、“好声色”是人生而有之的，“从”之、“顺”之就会出现争夺、犯分乱理，这就是荀子论证性恶的逻辑。

而荀子的“性恶”论显然对韩非和李斯的影响最大，正是这种人性论，让这两个人转而投入了发家的怀抱，但他们的法家之路，是在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通过在秦国实习时观秦政之后，所发展起来的，并不是荀子教的。

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变化的过程，也并非只有一种信仰。作为荀子的徒弟，韩非和李斯的从荀子这里学到的更多的是对人性的理解，从人性出发，大限度激发人性逐利的一面，实现统治者强国的目的，这就是法家。

然而，荀子如果知道自己培养出两个法家弟子，想来必然是后悔的，他的思想里对法家其实是持有批评态度的。荀子虽然强调“性恶”，但并非全恶，人生而有“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圣人凭着这种知性，可以化掉恶性而选择善。

对于荀子来说，他虽然认可秦政的简单有效和秦国的强大，但他一方面指出秦政必亡。

另一方面，他认为真正的治道当是儒家的本统制治，所以他对法家有明确的距离感。但是，时势的要求使他也不得不承认秦政中有有效性因素，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所以他从法家那里发现了发的重要性和君主的现实意义，从而西天了一定对法家的亲和。但荀子的法，始终不是秦政的法，而是礼法，即以法的成文化、制度化来改造礼，从而构造一种新的礼血，而不是法家之学。荀子的思想，应该称之为“法儒”，即带有一定法家的因素的儒家，但却又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法家思想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法家的法、术、势合一，具体呈现为：首先，以制度化的法令为臣民确立行为规范准则，而君主并不受这一准则体系的束缚；然后，以“势”为权力之源泉，确立君主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最后，以“术”为统治方法来对待臣民，行赏罚、勘高下，退奸佞、贬重臣，确保君主权力的执行力和不被遮蔽。

但这里，事实上有一个根本矛盾是法家没有意识到的，即：一方面，他们认为依靠法，庸主就可以实现优良政治；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君主必须掌握术才能驾驭群臣，这样君主就不能是庸主。

荀子思想里法家因素，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的“用”，而荀子对法家思想里的取用，结合其人性论中强调的“性恶”，显然对两个弟子的影响很大，理想主义者韩非走上了极端的“性恶”，完全抛却了儒家“教化”的重点，他的法家思想很纯粹，但也纯粹得让人害怕。至于李斯，这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法家思想，并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愿望，而是为了自身的名位，所以他的思想是根据统治者需求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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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荀子，这位儒学宗师在先秦时期也是格格不入。 他某种程度是承认孔子的，但又对各派大家进行抨击！而且在儒家学派中，以“性恶论”对战亚圣的“性善论”！不过，历来主流都是承认他是儒家宗师。 荀子及其弟子韩非子、李斯都是战国后期的人物。 这导致他们可以对之前各派有清晰深刻的认识。某种程度上，韩非子、李斯都是对他们老师思想的部分领域的深化！所以，学术上区分他们两方是困难的！

后世人讲究“儒表法里”，就是根据荀子思想而来。

秦国崛起，乃至统一天下，让人明白法家思想的厉害，但是，汉儒的一句“可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也显示了法家思想的弊病！【李斯】

法家思想以“性恶论”为基点论述对古今治国理政、社会发展的看法，讲究依法治国，寻求建立以法为准绳的行政官僚体系！富国强兵应对激烈的战争，是西周传统“礼制”的片面深化！往往解释也是以传统文化为解释方法！

儒家学说创自孔子，孔子述《春秋》而立志！“克己复礼”回归“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对春秋礼崩乐坏的深刻反思，“一日克己，天下归仁焉”，西周传统“礼制”社会的坚持！儒家学派实际上知道不可能回归到传统社会上，但是对“仁”寄托到对“礼”的表现上！

荀子是肯定孔子的。只是已处于战国后期，变革接近尾声，远离西周春秋几百年！看问题角度肯定不同！孔子是挽留，对未来是悲观的；而荀子是适应现实发展的。孔子是完美主义；荀子更讲究理想与现实的协调！

荀子思想不仅包括儒家最高理想“仁”，而且包含更多细化的、社会社会已存在的科学理性方面！换句话：就是用仁统摄社会诸多方面！“问道于先后，术业有专攻”，他们是一类人啊！

韩非子、李斯只是荀子思想中，“性恶论”以及富国强兵方面有深刻理解，如果向上追溯的话，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自己理解！

所以，荀子是儒家，韩非、李斯是法家，因为文化而使学说藕断丝连！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传统文化社会为背景而对最高理想的追求！后世诸多学说是对传统文化社会片面深刻化发展。李悝之法家与商韩之法家出于传统“礼制”社会或者说儒家就不足以为奇了，师徒关系也不足以疑惑了！

西汉末年，王莽新政已让人看到古典儒学的过于理想化，社会动乱，王朝新起“内法外儒”正式成为统治中国的千年思想！

现代人对历史上儒学的误解，更多来源于等级、剥削、残酷！实质上，就是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等级承认上的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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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应该都是.学者，社会发展中从事人们思想教化的教师，只不过这些教师，学者的言论高明被推崇为夫子，聖贤。只于后世将他们的言论分门别类才定性成，儒，法，佛，道等家而亦。他们就象现在的各种院士，按行业职能属象冠以: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等大家。只于他们的儒，法等理论学说应有共性，穿叉，溶合后又根据各自的偏重又各举一说罢了。分清认识这个事很好！